中国的非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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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近十几年，中国逐步加大对非洲的经济与政治投入，并在全球角逐石油与矿产等战略资源的竞争中，逐渐将对非关系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经过多年投入和“经营”，中国在非洲国家已经有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存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美欧等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一次很大削弱，西方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变得更加“内视”，它们的自顾不暇则为中国加强进入非洲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只是第一步。未来，中国如何保护并扩大在非洲的利益？如何与政治和军事动荡不断的非洲国家更好地融合？如何在非洲获得更持久的影响力，并能可持续发展？这都需要有战略层面的一系列思考和安排。
　　中国在非洲已进入“战略经营”时代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密切。中国曾预计，到2010年，中非贸易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但据中国海关统计，仅2008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就达到53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对非洲出口2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从非洲进口3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有19个非洲国家与中国贸易额突破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非贸易额有望在2008年就突破1000亿美元，比预计提前两年。
　　资源和能源类初级产品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绝大部分份额。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7年1－10月，以原油和铁矿石为主的矿产品进口231.1亿美元，占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的80.7%。其中，中国从非洲原油进口额为201.8亿美元，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70.5%。目前，安哥拉和苏丹每年对中国的原油贡献与大庆油田相当。中国30%的原油进口，80%的钴进口，以及40%的锰进口依赖非洲。中国的目标是，未来5－10年，把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比例从35%提高到40%。
　　贸易额急增的背后，是中国在非洲庞大的经济存在。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每年不足10亿美元增至70亿美元。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投资有将近2/3集中在水力发电和铁路项目。中国已出资40亿美元在非洲修复1350公里铁路，同时新建了1600公里铁路。
　　中国对非洲投资近年出现了新变化，开始尝试金融股权投资。中国工商银行于今年2月完成了一桩交易——以55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权，这是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最大的单笔外国直接投资。让中国看重的是，标准银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18个非洲国家中有1000家分行，在全球21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过去一年，它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土耳其和阿根廷进行了收购，今年还将业务拓展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去年在刚果签订了一份价值高达80亿美元的大宗商品基础设施建设合同。此外，标准银行还打算在安哥拉取得营业执照，而安哥拉是中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国之一。
　　2006年中非论坛之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出面，中国成立了首期规模为10亿美元的官方性质的私人股本基金，其最终规模将达50亿美元。该基金的业务范围是对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股权和准股权投资。中国还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
　　除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外，进入非洲的中国民营企业和个体经商者也极为活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有100万之多；在2006年时，在非洲投资的800多家中国企业中，大部分是民企。
　　总体来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经济利益已十分巨大，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进入非洲已经成为趋势，非洲在中国未来的全球经济布局中已成为战略要地。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对非洲应该进入一个“战略经营”时代，需要中国从战略层面来筹划、安排和应对非洲事务。
　　非洲“敌视中国”的迹象升温值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介入”的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开始涌现出针对中国的敌意，反华情绪开始上升，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最严重的后果是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绑架杀害中国人的事件越来越多。今年10月18日，中石油公司的9名中国员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靠近达尔富尔地区的施工现场遭到武装分子绑架。事件的结果令人震惊：5名中国工人遇害，遭到了“行刑式的处决”，4人获救。对这起近年来最严重的境外中国公民遇害事件，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中方深感震惊”！这并非偶然现象。2007年4月24日，在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武装叛军闯入中国石油勘探公司正在开发的油田，杀害了包括9名中国人在内的74人，并绑架了7名中国人。在2007年1月和3月，16名中国石油工人和通信公司职员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同年2月，在肯尼亚的一家中国石材工厂，1名中国工程师被打死。
　　不能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身伤亡事件的矛头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直指中国人。如在尼日利亚去年1月连续发生的两次绑架中国工人事件中，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就曾声明，中国商人将会成为该组织袭击的目标，“我们想警告中国公司：不要插手尼日尔三角洲的石油开采。倘若中国公民不走，我们将视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埃塞俄比亚一个名为“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在杀害中国工人之后表示，曾对中国政府和埃塞政府提出过警告，告诫他们无权在那里钻探。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苏丹，反政府武装自去年起已多次对中国石油设施发出恐怖威胁。
　　中国受到的敌视，还表现在非洲国家“反中国投资”的情绪普遍抬头。
　　在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赞比亚，现政府的反对派领导人麦克·萨塔是强硬的反华派。他在今年8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强硬表示“要驱逐中国投资者”，他在竞选中将中国的投资描绘成是对赞比亚的剥削并抢走许多本地人的饭碗。虽然萨塔在10月30日的总统大选中再度败北，但仅以3.5万票的弱势输给现任总统鲁皮亚·班达。考虑到在中国的大力帮助下，赞比亚经济在过去7年保持了平均4.9%的速度——这在非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赞比亚穷人中日渐高涨反对中国投资的情绪更应该令中国担忧，一旦萨塔在下一轮选举中获胜，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可能受到该国政府威胁。
　　一些中国投入巨资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也正在消失。中国铁建公司日前公告，尼日利亚暂停了与该公司签署的铁路现代化项目，该国交通部已接管铁路建设工程，并将花费90天时间来“重新界定合同范围”。原合同规定，中国铁建将承建尼日利亚一条全长1315公里贯穿南北的铁路，合同总额为83亿美元。该项目曾受到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的支持，但在现任总统亚拉杜瓦手中却开始被重新审查。要知道，就在今年3月，亚拉杜瓦曾率领石油行业和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经决定拿出400亿－500亿美元的保险额度，在未来3年帮助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项目融资。尼日利亚财政部长乌斯曼当时表示，“其他哪个国家拿出这些钱了？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哪个？对我而言，这是中国真实承诺的一个信号。”言犹在耳，尼日利亚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却出现了大转弯。
　　如果将这些事件和非洲今年出现的排华浪潮联系在一起看，事情并不简单。中国从去年末起承诺为非洲共投入400亿美元的现金支援，对非洲多个国家煞费苦心。但即便如此，中国在非洲还是在逐渐失去了威信，问题的严重性足以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
　　这种排华浪潮的发展已十分严重，甚至让中国十分尴尬。今年2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赞比亚，访问期间签订了内容为3年间共投入8亿美元现金、将赞比亚北部Chambishi建设成为经济特区的合约。但由于赞比亚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提出抗议的反华气氛非比寻常，胡锦涛主席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视察该地区。
　　坦率而言，中国迄今并未从在非洲遭受的挫折中找到解决之道。虽然中国人员在非洲的伤亡事件越来越多，但多数都被作为“偶发事件”、“突发事件”来对待。其实，这些“意外”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的意外，而是有迹可循，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宗教、部族矛盾激化都有密切关系。对于非洲对中国投资模式的指责，中国也没有找到应对之法。以至于中国在非洲只是表现为“一个有钱的大国”，却缺乏能力将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转化成成对在非洲利益的保护。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应对还不得“法”。
　　从历史中寻找借鉴
　　中国在非洲被戴上“殖民主义”的大帽子，殖民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妨从殖民史上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近代的世界殖民史可追溯到葡萄牙人于1415年占领非洲的休达港。荷兰在16世纪末独立后，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航海和商业国家，于1602年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垄断了与中国、印度、日本、锡兰和香料群岛的贸易。英国于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开始了对北美洲的殖民，建立了哈得孙湾公司和新英格兰殖民地。1600年英国商人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开始了在印度的扩张。法国则在北美洲建立了新法兰西殖民地。由于欧洲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对植物油、植物纤维、橡胶和某些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大，对新原料的需要引起对非洲原料产地的激烈争夺。从1885－1900年，欧洲国家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欧洲在非洲占领了2569万平方公里土地。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外，传统的非洲王国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殖民地的“破坏性使命”主要表现在对殖民地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上。殖民地的“建设性使命”即积极意义，则表现为：宗主国通过向殖民地输出资本、技术，进行建设，为其提供了现代化的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殖民地的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出现了铁路、公路、电讯、电话、医院、学校，把原本落后的殖民地地区带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典型例子是香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殖民地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国家的殖民过程中，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欧洲多个国家如荷兰、英国、瑞典、丹麦、法国等都曾设立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类公司由欧洲国家政府或议会授予“特许状”，成为拥有对外贸易垄断权的商业公司，同时还是一类拥有国家权力的殖民机构，有权从事战争、拥有武装、修建堡垒、发行货币、任命官吏、缔结条约和设置法官等。这类机构在欧洲国家的殖民史上，实际上扮演了重要的“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它在1680年代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到1689年为止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它自主地控制着孟加拉、金奈和孟买的统治，拥有可怕的和有威胁性的军事力量。
　　此外，在欧洲国家的殖民史上，还善于借用殖民地当地的力量，如扶持当地人作为次级官员，培养当地人作为雇佣军队，利用当地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等，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中是较为常用的手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发挥“代理人”的作用。
　　殖民地时代虽然早已结束，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于各国的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法国在西非国家的影响就是典型一例。西非许多国家都是过去的法国殖民地，法国成功地把法国语言、文化、经贸关系甚至是货币制度，都较好地保留在了这些非洲国家中。如西非不少国家民众熟悉的公众人物很少是本地名人，大都是法国政界、艺术界的风云人物；在西非国家不用卫星天线就可以很容易收到法国的电视节目。在书刊报亭，可以买到当天从巴黎空运来的法国各类时事、文化、影视、电脑、体育杂志。自1973年以来，法国和非洲国家定期召开首脑会议，每逢双年轮流在巴黎和非洲国家召开，参加国包括非洲大陆所有国家，而不限仅于法语非洲国家。
　　在经济方面，法国以自己的金融信誉和外汇储备做担保，主导建立起非洲14个国家的“非洲法郎”货币体系，在1999年还说服其伙伴接受非洲法郎与欧元挂钩。这不仅使这些非洲国家凭借非洲法郎保持了经济的稳定，还为法国商品在14国市场的流通提供了便利。据法国官方统计，法国近年来每年向非洲出口总值在130亿美元以上，主要是向非洲国家输出各类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而进口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从非洲输入各类原材料和石油。近年来，法国还借非洲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机会，通过兼并和收购，逐步控制了许多非洲国家发电、电讯、供水等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领域，在经济上加强了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元的影响力，法国才得以在东非地区、中非地区和西非地区长期驻扎数千人的军队，向分散在非洲各国的12万法国侨民提供保护；也才得以在非洲地区保持较大的影响。
　　抛开世界殖民史残酷的一面，简单归纳其发展要点，可以发现，成功的、积极的殖民“要素”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寻找各种合适的“代理人”；二是输出先进的技术，进行必要的投资，提供先进的公共服务和保障制度；三是输出要素是多元，如多元的文化元素，如语言、传媒、文化等，并且与当地文化及生活方式等进行有机的融合。
　　中国的非洲之“道”
　　虽然中国在非洲投入巨资进行经营，而且中国的方式与欧洲国家在殖民时期的所作所为有巨大差异，但仍然被认为带有强烈的殖民意图，甚至遭到“老朋友”、“好兄弟”的反对，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巨大的不足，还必须自问：这是为什么？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非洲国家排华的原因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就是为了掠夺资源，是在搞新殖民主义。这本是西方国家近年唱的“老调”，却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接受。南非总统姆贝基在2006年曾警告说，“非洲有陷入成为中国殖民地的危险”。赞比亚商工会长柯林斯·沃纳尼表示：“中国正在横扫（非洲的）天然资源，带进廉价的商品。这不是发展，而是殖民主义。”欧加登国民解放战线发言人迈赫迪说：“中国人曾经受欢迎，但是现在，他们自己正在变成殖民者。最初是俄罗斯人，然后是美国人，现在是他们。”这三类截然不同的群体，竟然表达出几乎一样的意见，这不能不令中国深思。
　　二是中国只重视与各国政府打交道，而忽视商界和民间团体。不少研究人士认为，中非合作中，中国将重点集中在政府官员身上，认为搞定政府就行，而避免各种非正式的接触。但是，中国政府在非洲错失了与两个关键的选举团体－－商务界和民间团体联系的机会。一些非洲国家的团体表示：“他们（中国人）很神秘，只与政府交往，不和民间团体或者其他任何人协商。”
　　三是中国以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对非洲企业形成冲击。特别是纺织品对非洲国家的大幅度出口增长，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纺织业发展，造成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如2005年9月，代表南部非洲国家41万工人的8个工会组织在南非旅游城市开普敦聚会，专门研究分析南部非洲目前服装、纺织品和制鞋业的状况以及面临的严峻挑战，强烈要求南部非洲国家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区服装、纺织品和制鞋业，阻止大量中国廉价产品对本地区的冲击。
　　四是认定中国向非洲国家推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所谓“无赖”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这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这种西方国家的看法正在被非洲国家所认同，正如塞拉利昂国家问责小组的Zainab Bangura所表示：“我们15年来一直致力于反腐法令，现在中国人来了，他们对此没有任何支持。”
　　作为一个在非洲进行“战略经营”的大国，中国应该对在非洲遇到的问题高度重视，从多个维度来思考应对之策，并着眼于长期进行战略布局，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在非洲的长期利益。
　　在我们看来，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首先，中国应该在非洲寻找多种“代理人”，增加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界面和支持群体。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只盯住非洲政府打交道，但不要忘了，在政局经常变化动荡的非洲国家，政府和执政党会经常变更，只盯住现任政府“押宝”有着很大的风险。应该与更多的政商利益团体打交道，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中国应该寻求更多的“代理人”，避免事事都由中国公司直接出面，与当地文化、习俗及经济利益发生磨擦的情况，而改由代理人进行协调，并规避风险。就此而言，过去英国人在殖民时期的“战斗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中国应努力改变“短视的经济恐龙”的印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非洲之“道”是输出革命和主义，经济上可以援助，要的是政治利益——这在政治上曾经是很成功的。但现在中国则有些矫枉过正，走到了只重经济利益的另一个极端，给人的感觉是一头“短视的经济恐龙”，只顾找油找矿，不计其余。因此，在能够体现“普世价值”的领域，如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教育、维和等多个领域，中国应该多进行设计，多投入力量，并加强国际合作，来综合展示中国的形象，而且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应该积极参与其中。
　　第三，中国企业应适当调整投资建设和经营方式，与当地适当分享利益。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中国所推崇的“安哥拉模式”——以自然资源来偿还贷款，并不被非洲国家所完全认可。比如中国为安哥拉提供20亿美元商业贷款修建铁路，安哥拉提供的偿还保证是石油。但让安哥拉方面略有微辞的是，根据中安贷款协议，中国贷款项目只限于中国公司招标。中国公司是与“他们自己的设备、材料、机器一起过来的”。对于中国采用双边协议支援安哥拉重建，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安哥拉国家代表则建议，作为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也应考虑通过多边组织框架下的援助。在我们看来，不要给国际组织留下“吃独食”的印象，也是中国应该重视的一点。
　　第四，中国应该重视向非洲国家提供多元的交流，包括语言、文化、艺术、医疗、适用技术、饮食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方面中国应该向法国人好好学习，如果能让中国文化为一部分非洲国家和民众所接受，这将为中国的投资创造很友好的环境。中国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应该扩大并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推广。
　　第五，中国应该加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向在非洲的中国侨民提供更多的保护和公共服务。这包括不同内容：一是事前预防，比如政府提供关于非洲国家的国家风险评估，向侨民提供准确的政经风险信息和预告等；二是事后妥善处理，比如准备好相关的应急预案，建立起各个部门的沟通及应对机制，针对各种事件提供及时的反应及救助措施等。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中国应该在非洲国家以不同方式来体现军事存在，这是对本国侨民和投资利益的一种“硬”保护（详见其他《战略观察》的分析）。
　　中国在非洲如何发展，关系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全球既有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比任何一个大国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在非洲牢牢地扎下发展之根，打好发展的基础。但越是迫切，越要从长计议，从战略层面、从多个维度来思考、选择和实践中国的非洲之“道”。
　　贺军　陈功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