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中国贪官文化（Ⅲ）

第五讲　 中国贪官文化（Ⅲ）

　　五、古今贪官对比
　　赖昌星红楼案发后，顿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贪污，居然惊人的相似。但是有心总结一下，会发现，古代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贪官不象现在的贪官，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他们只有一个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所以，要他们伸出罪恶的手来贪污，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其二、古代不流行纸币，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现在的存折，支票，股票来，那是笨重多了，既无法藏到卧床的铁栏杆里，也无法匿到烟酒盒里，总之，古代当贪官，风险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蛮落后，不讲理。哪象现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儿，往往是一人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贪污，全家没收不说，弄不好，还株连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贪官根本不知华夏之外，尚有其它文明国度，所以他们不会脚踩两只船，不会一家两制，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全家在国外定居，至不济，也要提前办好撤退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敢紧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贪官，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不知逃向何处，不知奔向何方，又没有洗黑钱的可能，很凄惶的。
　　其五、古代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无机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清廉魔术。比如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一提灾区百姓，那是声泪俱下：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为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这镜头，若让古代贪官得知，他们当会脸红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这功夫咋学的呀！
　　其六、古代贪官口才不怎么样，也不机伶。一代巨贾兼贪官胡光墉，事发后也只会怅然逝去，既不会糟踏老百姓－说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象老百姓都是大贪似的；更不会糟踏人家资产阶级－说什么自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之，古代贪官要想忏个悔，找个堕落的借口，不如现代贪官容易。
　　当然，古今贪污也有类同之处，比如一犯一窝，古今类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处死22人。现代，沈阳慕绥新一案，跌倒16人。还有，河南一个小小的卢氏县，一下子双规80名干部，其中，全县19个乡镇党委书记无一幸免，全部一锅端了。只不过，现在流行人道 *** ，现代贪官们被处死的机会远远小于古代贪官了。
　　六、我的看法
　　其一、人性的原因。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古有敬德保民，现有以德治国。也就是说，所谓的以德治国，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了，我们古代的帝王就用它当过尿布了，现在还拿它做尿布，我们能闻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馊味儿，如果你闻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啊。更何况，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且进一步说：食色，性也！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善恶论争论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人之初性本贪！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贪婪的。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就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整；第二是还没有长大。去年我曾写篇杂文，当然没地儿发表，只能发到网上，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理直气壮地随地便溺。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政府是爹党是妈来讲，这些贪官，确实需要其爹娘来管教了，否则，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进化，也不是个事儿。
　　其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是恶的，不相信某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而中国封建社会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现在，中国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到一个政党的良心上，而这一个政党的又把希望下放，寄托到全体党政干部的良心上。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其三、社会的原因。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颇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没有人情味。比如一个人对朋友慷慨大方，于私，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于公，他却不是个合格的公民，因为这哥们儿老在偷税漏税。试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年落魄时，曾受一漂母饭恩，发达后，韩信给漂母送去千金。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漂母是个生意人，或者是个包工头，韩信肯定会给她拉点活儿的。不信看胡雪岩，当钱庄伙计时，挪银五百两给落魄仕人王有龄，王用这些银子进京活动，一活动，就任了浙江省的粮台总办，从此与胡雪岩官商勾结，胡的红顶商人生涯从此起步。王死后，左宗棠本想查办胡，可两人一见钟情，竟成了好友。就连骂胡确系坏种的李鸿章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认为胡救灾恤邻，慷慨好义为近时所罕见，甚至要求政府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资鼓励。中国谚语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饭之恩，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恩人奉献自己的性命了。举一个例子，常胜将军吴起曾经为一个士兵亲吸毒疮口上的脓汁，依现在的看法，你会觉得吴起犹如共党干部，爱兵如爱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却不这么看，听说这事后就开始哭，哭得死去活来。别人劝她：你儿子遇到了这么好的将军，你应该引以为荣才是，何以失声痛哭？老太太说：你们有所不知。我儿子的父亲，当年也曾由吴起将军亲自吸吮过脓汁，不久出战，想对将军的恩情有所报答，奋力抗敌，有进无退，终于战死了。如今吴起将军又这样对我儿子，我儿子肯定活不长了，我是为我儿子哭的呀！同志们，明白了吧？我这人老是不愿意对人太好，否则大家都掂着脑袋来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吗？叫我如何承受？这是开玩笑啊。总之，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脱不掉的。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大义灭亲大约来源于孔子。当春秋时晋国的叔向为自己的异母弟－贪官羊舌鲋定罪时，远在鲁国的孔子听了，赞扬说：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一点，恰于西方相反，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便也没有包庇罪。
　　讲到这里我就感觉，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泠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有时候我都想，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有着群众基础的。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其四、管理方面的原因。曾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仆人偷。这一点，军阀孙传芳都看穿了。民国时期，也提倡人民公仆来着，而孙传芳反对这种提法，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老孙说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却是真的。而政府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也常常出现漏洞。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民国时期某军阀，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们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税，现在是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不知自己多少钱－帐上有数字，但实际钱在哪儿？银行都是呆死帐，行长更有卷资外逃的，帐上有的钱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员，但永远不知道自己多少贪官，就跟军阀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样！
　　一个俄国人，有60万卢布就要受到怀疑；一个美国人，有2000美元，就要说清楚－出具资金来源报告。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而中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2000年4月，中国开始实名储蓄制，但贪官也会变通，国家能搞一国两制，贪官就会搞一家两制。公职人员不得经商，但公职人员的家属总能经商吧，所以，连云港的副市长
　　鹿崇友，其80岁的父亲与70岁的母亲可以合资开个化工厂，可怜鹿老头，估计是没孙子，否则他那市长儿子也不舍得搬老子下水这么老当益壮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美国学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里埃尔在《腐败，文化及市场》一文中指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讲到这里我长出一口气，美帝国主义学者眼中，好歹我们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么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三教九流的，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第一，家族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2500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必须废除家族联系，甚至家庭本身。孩子们一出生就应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谁。这话好象专门是针对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学社会的，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虽然中国曾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千古美谈，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也可以被人称颂为内举不避亲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此类推，你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红楼梦》中，王，贾，薛，史等大家族，蒋光正时代蒋宋孔陈等大家族，都是强强联合。但是这种联合，之所以说它不道德，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个人及个体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前进，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要说，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可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当然这需要证明，同学们感兴趣，不妨做点工作。第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问题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都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作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制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更侧重后者。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　侧重后者，贪污贿赂盛行。如今，我们过分渲染强调个人的经济成就，导向有点偏差。大里说，它是不发达社会的一种心态，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质主义者转变为后物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更追求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享受。小里说，它会导致个人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比如笑贫不笑娼，笑清不笑贪的社会心态。现在的大学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动不安，因为媒体与社会过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与价值，大家更多的考虑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似乎已不在考虑范围。第三，宗教与哲学的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标志是：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仪式；终极关怀的托咐。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向何处去。中国宗教对这一切，闭口不谈。而中国哲学中，也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两位洋老兄对中国哲学评价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不过我有一个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关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内在原因。其实，中西冲突中，一般包含两个认知层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遗憾的是，我们一般的史学教学，只侧重天于前者，侧重于道德评价，而忽略后者，忽略文明本身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基于这个视觉，去考察文化与贪污，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方面我只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系统，有待于同学们自己发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韦伯没有详细分析中国官员当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们不妨给官员们算一下。1、从时间上来讲，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辈子都挤不进官场里去，比如蒲松龄，十九岁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岁，也没有考上个举人，曾写诗自叹：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个大才子一辈了学优不仕，只好与自己书中的鬼们打交道去了。还有洪秀全，屡试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给他一个七品官当当呢。而按照秀全同志日后当天王时的作派，我们倒可以断定，这哥们不当官则可，一当准是个大贪。2、从读书苦的程度来讲，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这方面，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可谓是榜样。读书本是享受，却愣被这帮哥们鼓捣成了苦行僧一般，学海无涯苦作舟，完了，这小舟怕是永远驾不出去了。3、当官也苦啊。走进官场，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官场那乌泥堆里站稳脚跟，才是问题的关键。龚自珍倒是科场得意，20多岁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场学问，敢情比书里的学问难多了，龚大才子玩不转，最后的选择是弃官归里，回家时就雇了两辆车，一辆拉自己，一辆拉自己心爱的书。你说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员还挺着干什么？按吴思的考证，林则徐那时也有灰色收入呢。4、按我的意思，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灵的代价，轻里说，尊严丧失，重里说，人不再是人。一句话，在中国官场上混，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却想在官场里继续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远没戏。你说当官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哥们图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总之，事物的发展没个谱。这样的环境下，国人当然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很可惜，国人与皇帝都没有足够的理想与清醒，打造一个人人安全的体制与社会氛围，这一点，到刘少奇时代没有做到，到现在的孙志刚时代仍没有做到。难怪贪官们把人生当作了梦靥，并在这梦靥中迅速的走向灭亡。尼采那疯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中国古代的贪官，做梦都是发财，梦得无趣，但往往梦没做完，小命玩完！是他们不清醒吗？非也，正是由于他们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才疯狂的贪污，生命不息，贪污不止，很无趣，可是当清官有趣吗？那将是我们下一个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