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非洲”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11-14

11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题为《东非自由贸易区成立助推中非经济合作》的消息。文中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非洲乌干达共和国境内建立了一个518平方公里的“东非自由贸易区”。由中国民企和乌干达省(部)长组成的代表团，11月6日在北京共同发布新闻，全国政协常委、中非商会会长胡德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中非发展基金、世华总会、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及十多家主流媒体，还有来自全国11个省有实力的企业家200多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东非自由贸易区负责人与部分投资企业签订了协议书。

我查了一下新浪和搜狐等网站的报道，新成立的东非自由贸易区真的非常“自由”，由中方人员参与的管理委员会将按照中国的模式建立金融、工商、城建、外事、警务、海关、文教、司法、旅游、财政等职能部门，还将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至于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长达99年。另外，目前这个自由贸易区只对中国企业和华人企业发出了邀请。如果新浪网的消息是准确的，那么这个已经成立了的自由贸易区，将远远不止是“非洲的深圳”，而应该说是“非洲的香港”，一个由中国开发的香港。

据我所知，中国上一次在海外拥有这种程度的利益区，已经是113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中国在朝鲜的仁川拥有一块“清租界”。自从这块租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去，中国就再也没有管理过属于别国的地区。所以，如果新浪网的消息是正确的，那这个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其实，这种调整对中国来说是“必然”的。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正在迈向世界研发基地的中国，在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也肯定应该来自世界各地，其来源也“越散越好”。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程度很低，正好具备了与中国合作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在20世纪60年代热情地向这个地区“输出革命”的中国，在21世纪以冷静和理性的作风“重返非洲”，展开能源外交和资源外交。2006年曾轰动一时的北京中非论坛，即使不是以资源外交为重点的，也至少是后来的一系列资源外交的有力支持。如果没有出席。了那届会议的各国首脑的支持，中国企业目前在非洲取得这样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中国开发者在非洲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在涉及到当地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时候，中国一般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与当地的政府合作，而不像西方的企业一样做出“重视普世价值”的姿态。结果常常被西方的舆论指责为“破坏人权的帮凶”、甚至“新殖民主义者”，奥运会前困扰中国的达尔富尔问题就是这样引发的。中国人在海外“实用主义”的作风正在加剧中外相互理解中的矛盾，导致外国人在全球规模上对中国人的厌恶感。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来讲是不利的。

另外，有的时候中国企业会因为不熟悉外国的规则、法律和实际国情等，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曾经对我说，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在非洲东部搞铁矿项目，投资达到上千万以后突然发现与当地合作者签订的合同有问题，最后也未能解决，全部投资都浪费了。此外，某些非洲国家的境内治安不好，或者有游击队存在，也给中国来的开发者带来了人身的威胁。这些因素都对开发非洲相当不利。

于是，新的合作模式——乌干达模式就应运而生了。从新浪网报道的细节来看，该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投资者有了这个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基地以后，不仅可以改变分散居住、互不联系的局面，还可凭借管委会的权力——甚至可能包括武装力量——保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

此外，这个贸易区的位置在辽阔的维多利亚湖的北岸，具有类似于海港的地理优势，为进一步开发大湖地区其他国家的资源创造了条件。而乌干达政府成功的把新的地区经济中心争取到了自己的国土上，也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运转顺利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项目。

当然，作为一个“试验田”，这个新的模式面临的考验也许会更多，我主要看到以下几点：首先，对硬实力的考验。欧洲人在二战以后离开非洲，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因为实力的衰落，无力维持战前的体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为重新进入非洲提供的实力保障，至少也不能低于二战后的欧洲人。否则，东非自由贸易区即使发展起来，也会始终处于周围国家的阴影中。为此，中国需要准备资金、外交力量、甚至军力，随时保护自己在非洲的利益。

其次，是对软实力的考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内向型国家，几乎从来没有过在外国建设“租界”的经验，而对本国土地上出现的外国租界，则持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在这方面软实力的竞争中，中国一直都具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然而，目前发生的事情将使中国面临与欧洲人相似的问题：中方老板会和当地工人发生冲突吗？中文能在这个地方推行起来吗？中国人会和当地人发生Racial segregation吗？这些有趣的问题也将决定“乌干达模式”的前途。如果失败，受损的不仅仅是在非洲的利益，而是整个文明的软实力。

另外，开发者个人的素质也面临着考验。从历史上看，华人是有移民传统的民族，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多达数千万。但在非洲内地的情况与东南亚和北美完全不同，那里气候特殊、环境混乱、又有艾滋病等传染病。少数作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人也许不在乎这些，但是建设真正的“非洲香港”却离不开底层工人的努力。贸易区能吸引足够的中国工人吗？中国工人愿意在这里定居吗？这些问题也都很现实。

总之，在维多利亚湖北岸所出现的这个新城市很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它真的能成为非洲人期待中的“大湖之光”，中国和非洲的历史都会为这片土地而发生改变。